沉默的炸彈客—由緘默權保障談起

 

沉默的炸彈由緘默權保障談起

 

 

一、          設計案例 (註一:改編自波士頓爆炸案)

某甲於馬拉松比賽賽場放置炸彈,炸彈爆炸後造成多人傷亡,警方於逮捕甲之初,基於本案涉及公共安全的理由,並未對甲踐行緘默權告知,於對甲進行了數小時訊問後,始向其告知其得保持緘默及聘請律師,當甲知道自己依法有權保持緘默和聘請律師後,便閉口不語,辦案人員亦難以再繼續問話,調查案情因此而受阻。

 

二、前言

在美國好萊塢的警匪電影情節中,警方於逮捕犯罪嫌疑人時,往往會說:「你有權保持緘默,但你所說的話都將做為呈堂證供。」這個為人熟悉的電影台詞,也是多數人對於緘默權的最初認識。

於法律上,緘默權告知義務,源自於196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作出的米蘭達判決,該判決嚴格要求警方不僅於拘捕被告時須表明身分,更須於訊問犯罪嫌疑人前,踐行告知義務,告知其有選擇陳述或保持緘默的權利、其所作之陳述將成為對己不利之證據等事項;如未踐行此告知義務,被告之陳述即不得作為證據亦。簡言之,緘默權告知義務之踐行,旨在落實被告緘默權之保障,使其得以在自由意志下決定其應否陳述。以下,本文將以緘默權之概念為核心,而分別說明緘默權之內涵,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緘默權告知義務的相關規範。

 

三、緘默權之概念

緘默權之保障,源自於不自證己罪原則,其本質為「禁止強迫人民供述」 (2:王兆鵬,一事不再理,20084月初版,頁241),亦即被告對於被控訴之嫌疑,並無陳述義務,而享有是否陳述之自由,被告可以從對己最有利之防禦角度,自行決定其是否要保持緘默 (3:林鈺雄,刑事訴訟法(上),200795版,頁155156)

禁止國家機關強迫被告陳述之目的在於,確保被告公平審判的權利,蓋警詢階段中之自白,往往會影響日後審判之結果,若容認被告於警詢中受不當強迫而自白,無疑剝奪被告與檢察官於審判中公平對抗、獲無罪判決之機會 (4:同註2,頁261)。另外,相較於警察對訊問環境的熟悉,對於孤立無援的被告而言,緘默權如同被告之武器,國家機關自應向被告踐行緘默權之告知,如此始能維持被告與國家之訴訟地位對等 (5:王兆鵬,刑事訴訟講義,200994版,頁347348),進步以言,當被告積極行使緘默權之後,警察即不得持續訊問,若許警察可繼續訊問,無疑係在既有的強制環境下,附加被告更大之壓力,此舉無疑是對被告人格之蔑視 (6:同註2,頁262)。職是,國家機關無論是透過法律或非法律的形式、文明或不文明之方式、多數人認同或不認同的手段,只要是任何「影響被告陳述自由」之方式,即應予以禁止而受緘默權之保障 (7:同註2,頁272)

惟,尚須留意者,乃被告雖受緘默權之保障,然此僅係表示被告無陳述之義務,不代表被告擁有說謊的權利,惟就此情形,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對此並無制裁之法律效果,僅是影響法院對其陳述之採信程度而已 (8:同註3,頁156)

 

四、我國告知義務之規範

        關於緘默權之保障,我國刑事訴訟法於199712月增訂了第95條第2款緘默權之告知規定,此乃淵源於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增修條文之不自證己罪原則 (9:黃朝義,刑事訴訟法,200992版,頁494),該款之立法說明亦表示:「參考承認被告有緘默權之立法例,明定訊問被告時,應告以『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』,以保障被告得自由陳述及保持緘默之權利。」,職此,本法乃透過課予國家告知義務之立法方式,反面宣示刑事被告之緘默權保障 (10:參照林鈺雄,歐式米蘭達-歐洲人權法院Allen裁判及其劃時代意義之評析,台灣本土法學雜誌,第72期,20056月,頁129),以確保不自證己罪原則核心內涵之緘默權得以實踐,並保障不知法律的被告能在充分了解自己的處境與權利下接受訊問,進而據此決定其陳述與否,避免被告誤以為自己負有非陳述不可之義務 (11:楊雲驊,告知義務的履行,月旦法學教室,第4期,20032月,頁21),此不僅能調節擁有強大實力的國家與被告間之實力差距,更是訴訟照料義務的具體展現 (12:同註3,頁170)。既然承認被告享有緘默權之保障,故行使緘默權便是被告之「權利」,國家機關當不可因被告行使權利而據此對被告為懲罰(或為不利判斷),職此,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4項即規定,若被告於訊問時自始即保持沉默,即不得因被告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。

   對於違反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之處理,目前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雖明文排除其證據能力 (13: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),但僅限於訊問主體為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(官);若訊問者為檢察官,實務見解則以「檢察官是否蓄意規避」而為不同處理:倘檢察官於偵查中,蓄意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95條所定之告知義務,則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之行使,如同以詐欺之方法取得自白,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,則該自白自不具證據能力,應予以排除;如檢察官並非蓄意規避上開告知義務,或訊問時始發現證人涉有犯罪嫌疑,卻未適時為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告知,其因此所取得之自白,有無證據能力,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之 (14:最高法院92台上字第4003號判決參照)

對此,有學者認為,於檢察官接受警察拘捕移送之被告而為訊問之情形,法律就此並無明文規範,考量到檢察官之偵訊環境與警詢環境相同,故應類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之規定處理,原則上亦排除違反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 (15:同註5,頁367);亦有學者認為,應使用三階段審查基準處理,即先判斷國家是否惡意違反告知義務,若是,則自白不得作為證據,反之,則繼續第二階段之規範保護目的審查,即「取證過程中,法規之規範目的是否尚未被終局性的損害」、「透過證據之使用,損害是否會加深」,若答案是肯定,則自得使用違反緘默告知所得之自白,反之,則於第三段作個案審查 (16:同註3,頁176177)

 

五、結語

緘默權之保障,乃在禁止國家強迫人民供述,透過國家踐行告知義務的方式,避免被告因不知法律而誤以為自己負有陳述義務,讓被告得自由決定是否陳述,以擔保被告能公平公正的接受審判,進而使不自證己罪原則之精神得以實踐。

本文設計之案例,警方以「公共安全為理由」而不欲對甲踐行緘默權之告知,此不僅剝奪剝奪甲之緘默權利,更與不自證己罪原則有所違背,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之規範下,違反第95條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,其例外能作為證據之情況,僅有「司法警察經證明非出於惡意」且「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」之情形,然本案中,警方不僅係故意故不告知,且在甲得知其可為緘默之後,即不欲再為陳述,由此觀之,甲顯然對其得保持緘默之權毫不知情,實難謂甲之陳述是出於自由意志,準此,應認警方於其踐行告知義務前所取得之自白,不得作為證據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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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佈時間: 2013/05/08 06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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